联响
一场惊心动魄的非典疫情，让我们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积习流俗。
比如，关于餐桌上的野生动物，有主张将禁食进行到底，献策说应立法把闻野味而心动的饕餮之徒“罚到肉痛”，等等。种种平时听来可能一笑而过、难获编辑青睐的言论，如今正大模大样地占据着各种舆论阵地的最前沿。
讨论，的确很必要。大多数讨论将锋芒对准了传统文化和集体意识内部的陋弊，对推动社会发展和公民素质的现代化进程大有裨益。但有些言论，让人在惊疑不定的同时，实感莫名以对。
某报在对杜绝随地吐痰现象展开“重罚如何见实效”的讨论栏目中，刊发一篇读者来信，认为“何不仿照对机动车驾驶员的扣分制和银行信用等级制，也给市民一个社会公德的等级呢？”来信建议给有见义勇为、无偿献血、热心公益的人加上几百上千的社会公德分，对有损社会利益的人扣上几百上千分，然后通过身份证和社保卡系统进入个人档案。最终，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单位不用缺乏公德的人，企业家不和不讲公德者谈生意；社会公德等级高者不仅受到社会尊重，在招工、提干、评先进、创业等机会中占优势，全社会公民素质也将由此大有提高。编者在配评中也强调，这样的观点，还为不少的读者来信所赞同。
社会公德评分体系的创意，可能令人较多地与我们正在积极建设的商业信用等级制度相联系。一个企业或个人若背上“恶意逃债”、“久催不还”等记录，糟糕的信用等级会令下一次交易、贷款产生困难。这一制度已被广泛认为是社会诚信的重要保证。
社会公德要远比商业信用涉及的宽泛、复杂。商业交易因其活动领域和标准划分的单一，或可作出种种制约，但制约也仅限于专门领域。若有人因一次债务逾期而被禁止娶妻生子，我想他一定可以因“被歧视”而告上法庭；若有人因为随地吐痰而导致招工、提干、评先进等机会丧失，也同样荒唐。欲促道德提高，此例不可仿照。
可能还会有人举例发问，一些国家对犯小过失者判罚公益劳动，不也属于对道德缺陷者的惩罚？应该看到，不遵守交规要被迫维持交通秩序等措施，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前提下才可施加给当事者。换言之，受罚是因为违法，而不是因为缺德。而法律和道德间一项最大的区别在于：罪与非罪，法律有刚性界定；道德则存在于大多数人的普遍看法和舆论中，随地吐痰的人也可能是个路见不平的见义勇为者，或热心于无偿献血等公益事业。有德和缺德，德行的高低，其评判标准具有相当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因此，现代社会要把法律奉为圭臬，而高尚的品行则应引导和提倡。若把道德泛化成一种具有刚性惩戒作用的规范，那就不是道德了，势必人人自危。
围绕道德，谁也没有先天优越感。以道德为标准，人为地将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族群，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与平等原则，倒让人想起某个大国的封建种姓制，以及我们曾经熟悉、离今也不算太远的“根红苗正”说。更何况，在民主社会，谁有给别人的道德打分并盖棺论定的权威呢？
我们中的许多人，察觉到社会生活的某一缺憾，立刻就想到搞个新规定、下力气抓一抓，全不考虑这手段本身是否合乎现代文明和法治精神。公德评分体系虽仅为建议，但附议者众，显示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目的很高尚，手段未必恰当———这样的例子曾带给我们的伤害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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