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拉响绿色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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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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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可放牧草场的退化面积据有关专家估计已超过90％●草原的荒漠化和沙漠化的速度已上升到2460 km2／年●草原政策的不完善是我国草原生态破坏和草原经济滞后的根本因素
草原占我国地理北部与西部的自然植被的90％，是自然生态的绝对主宰。当我国森林自90年代以来开始呈现良性恢复态势时，我国草原状况却日趋恶化。草原危机现已成为我国生态的第一号绿色警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相当多中国人只是从90年代后期频发的沙尘暴中开始亲身体验来自草原的这一危机的。
我国草原的破坏和退化是全尺度多层次的
我国草原破坏在空间上是全尺度的，它不仅发生在温带草原，同时发生在高寒草原；不仅发生在干旱地区的荒漠草原或草原化荒漠，同时发生在温湿与半干旱地区的草甸草原。在中国，未受破坏的草原理论上只有所谓的“不可利用草原”。即使这类草原，破坏依然发生，如在可可西里的猎杀藏羚羊及淘金等活动已导致草原破坏。最新的数据统计表明，我国的可放牧草场的退化面积据有关专家估计已超过90％。
中国草原退化的表征是多层次的。首先是植被种群的退化。其次是草原土壤的干旱化、沙化与贫瘠化。第三是生物多样性因植被破坏、食物链断缺而减少与逆向演替。第四是草原景观荒漠化与沙漠化。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类退化特征会因它们之间的内在反馈机制而加剧。以青海和内蒙的生物多样性为例，大型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如野马、野驴、野骆驼、黄羊、狼、狐、鼬、鹰、鹗等）日趋减少与消失，而啮齿类动物（内蒙古田鼠和青海鼠兔）与蝗虫种群明显上升（鼠洞密度与蝗灾频度）；草原的荒漠化和沙漠化的速度已上升到2460 km2／年。
草原退化对中国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它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畜牧业。由于草质和单位产草量的下降，使家畜体型变小，掉膘，死亡率加大。据统计，现时新疆商品羊的胴体重约为60年代的0．65，藏羊为50年代的0．68。
草原退化对人类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沙尘暴。它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跨地区、跨国界大气环境问题之源。中国自然地理、气象与植被生态学研究表现，中国的沙尘暴源自草原荒漠化与沙漠化，源自沙漠化最严重的内蒙西部以及中部。80年代以前，沙尘暴主要局限于中国北方，90年代以来则已数次侵袭江苏、安徽、直至福建，并向东影响至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沙尘暴引起的大气环境问题，降低了受影响地区的生活质量，威胁着受影响地区的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导致草原危机的三因素
知识因素。体现为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上，更具体地说表现为放牧超载、人工草场发展滞后、农畜联营系统短缺、畜产品加工能力不足、以及对草原的其它破坏性开发方式等方面。放牧超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草原破坏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至今不但未弱化，而是强化。现在我国草原整体的理论超载率已由80年代的10％升至20％，然而就具体牧场（如经常使用的牧场）和具体时段（如冷期放牧）而言，超载率高达数倍。我国人工草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人工草场的产草能力约为天然草场的10倍（相对未退化草场而言）—50倍（相对退化草场而言）。发达国家的人工草场平均达30％，而我国现在仅为3％。我国牛、羊肉价值仅为国际市场的0．2和0．46。这种低价是建立在对天然草场的破坏性利用上的，是以草原可持续性和生态效益的丧失为代价的。我国牧区与农区的畜牧业联营体制远未普及和完善。在牧区进入冬季时，架子牛不能输往农区育肥，羯羊不能有效地宰杀，从而极大地影响着草原畜产品的生产效率与效益。我国的畜产品加工严重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畜肉加工转化率仅为它们的1／10，乳类约为1／8。这种低下的加工转化率极大限制草原畜产品的可利用性及其增值能力。在我国，广泛存在的滥垦（变草原为农田），滥挖（挖掘甘草、发菜、虫草等药用植物）、滥建（营建未经过科学论证的道路、工业设施、民居等）则是直接破坏草原的另一导因。
导致我国草原退化的社会因素是草原人口的激增与草原社会居住方式的改变。自50年代以来，我国草原地区人口普遍增加了3－4倍，居住方式也基本由游牧变为定居。然而，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内容未变，传统的天然草场放牧的生产方式未变。这使中国草原定居点周围出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景观。后者的定居点主要由人工草场环绕着，产草量优于天然草场，生态上也与天然草场相和谐。在中国草原，定居点主要由天然草场包围并直接用于放牧，从而呈现出以1．5km、2．5km、5km为半径的重度退化、中度退化、轻度退化，并且上述退化半径随着定居点人口增长导致的放牧量增长而扩展。
导致我国草原退化的第三类因素是政府政策。我国在土地和自然植被的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或显或隐地表现出“三重三轻”的政策倾向，即：经济上重农轻牧；生态上重林轻草；环境上重水蚀轻风蚀。重农轻牧问题存在最久，虽早已呼吁纠正，但迄今未能彻底（如内蒙古与新疆一再发生得到政府批准的变草原为农田的事件）。风蚀问题很长时期并未得到认真关注，只是90年代频发的沙尘暴，才唤醒了人们对它的警惕。重林轻草问题恐怕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与有效纠正，以至仍出现诸如“植树造林，绿化荒漠”的提法（按：荒漠的主体植被是“草”而不是“林”，因此，人类的恢复行动应当顺应自然规律，而不应与之相杵）。“三轻”的本质是草原管理问题。我国草原政策的不完善是我国草原经济滞后和草原生态破坏的根本因素。
拯救草原关键在政策
我国草原危机的克服，或者说我国草原的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关键主要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在政策方面。我国草原管理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是推动和落实各项技术措施的基础与前提，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比那些科学技术问题困难的多，因而也更为重要和迫切。它们可以概述为以下10个方面：
土地承包制。我国草原现已实行的土地承包制亟待完善。一方面，承包期越短，越不利于承包者对土地资源进行稳定而持久的投入，另一方面，对草场经营没有一定的生态标准，也不能有效的利用土地。它们都不利于保护和提高草场的生产力，反而会因掠夺性利用而造成草场破坏。因此，为实现草原可持续经营，我国既应加长草场承包期，又应像林地承包那样规定一定的生态标准，以鼓励牧民为持久利用草原而进行必要养护。
人工草场鼓励政策。广建人工草场，是大力发展可持续畜牧业的必经之路。一方面，要明确规定定居点周围的草场；另一方面，对牧民营建人工草场，要给以一定的财政支持，如贷款、减税等方式。
草原与农区的畜牧业联营政策。这种联营，对于我国干旱的寒温带地区的畜牧业发展，是必要的。它既能使双方成本有效的提高畜牧业效率和收益，又能有效的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国家对此应有更为积极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技术转让和服务的鼓励政策。现代草原畜牧业是由现代技术支撑的，因此必须引导和鼓励技术转让和服务。这种转让和服务，可以是提供者的有价出售，也可以是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联营。在初期，应对这种技术转让和服务给予政策支持，但同时应对“假、冒、伪、劣”给予严打，这是中国农业技术普及中的一个深刻教训。
投资鼓励政策。应鼓励国内和外国投资者向草原畜牧业和加工业进行各种形式（资金和／或技术）的投资，尤其是含有较高技术成分的投资，如人工草场、牧农联营企业、大型畜产品加工和设备制造企业等。
牧业税收政策。我国畜牧税应从草原可持续发展出发作更广泛的考虑。第一，应由“均等税”改为“累进税”，即随着单位面积载畜量或人均牲畜存栏数的提高而增加税率，这是发达国家为保护草原早已采用的。第二，应对一切有利于草原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进步、体制和制度创新、开拓性投资等较高风险性活动，在初期给予减税优惠。
草原产业政策。对于我国牧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必要提出“草原产业”概念。根据近20年来我国在东部发达地区实施农业经济变革的经验，我国现代化的草原产业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①适应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具有较为完善的配套服务系统的、以人工草场为主的畜牧生产业；②具有相当市场竞争能力的畜产品加工业；③具有特色景观吸引力的牧区旅游业。应当按此思路构建牧区经济，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人口政策。除强化计划生育政策外，应注意以下三方面：①充分利用人口数量优势，发展人工草场；②广泛开展一切形式的社会教育，提高牧民素质，以利于在产业升级和职业流动中顺利转轨；③恰当处理生态移民问题，既要有利于移民和原住民的共同发展，又不会造成新的草原退化。
加强中央政府和东部地区对牧区的支持。这种支持应是全方位的：不仅是经济方面，同时还应是文化、精神方面；不仅是资金与设施方面，同时还应是人才、知识、技能方面；不仅是无偿性服务，同时还应开展施援地区与受援地区的共赢性商业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牧区发展目标全面有效地实现。
草原退化治理是我国防治沙漠化战略中的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沙尘暴加剧，主要是草原退化造成的沙漠化引起的。日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将这一工作委托国家林业局主管。然而，对草原退化的处理与对森林破坏问题有很大不同，应切实纠正“重林轻草”思想，应与农业、土地、环境诸部门有更紧密的协调。加强牧区的边贸活动。我国主要的草原牧区多与蒙古、哈萨克斯坦接壤，应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经济形势以及由睦邻外交形成的良好的区域政治局面，大力开展边贸。这种边贸，其一是依托内地经济，使边境牧区成为对外贸易的桥梁，从而带动牧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更新；其二是借助和协助内地资金对邻国投资，包括草原开发投资（蒙古国人均国土面积为内蒙古自治区的20倍），这样做有利于蒙古国经济，有利于内蒙古经济，也有利于减轻内蒙古草原的负荷。（作者单位：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工作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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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 200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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